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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精读短评】

作者：葛焕礼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副主任）

在美国宋史学界，与大多数学者着眼于某种理论预设而开展研究不同，蔡涵墨的研究取径是“重度的文本导向”，由此形成他独特的治学风格，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。《塑造宋代历史：史料与叙事》是他继《历史的严妆：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》之后，又一部体现这一治学风格的力作。该书延续《历史的严妆》的基本理路，用“文本考古学”的方法揭示宋史文献的生成过程和其中的寓意，但论析对象由单个人物、文本和次等史书，延伸至《宋会要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宋史》等基本的宋史文献，从而在更大规模上更为全面地探讨了宋史的史实建构和叙事问题。

全书分为“史料”和“叙事”两部分，“史料”部分所包含的五章内容，乃从史料性与叙事性相消长的视角，分四个层次递次论述作为“原始文本”的《宋会要》、作为“纪实史”的《长编》和《要录》、作为“纪实史用于教学的节本”的道学史书，以及权威呈现宋史寓意叙事的《宋史》。在作者看来，这一递进层次构成了宋史史学的系统演进过程，寓意叙事在其间生成、累积并最终定型，由此“塑造”了宋代历史。“叙事”部分所包含的六章内容，则是对前面部分论析出的寓意叙事所作的专门研究：从“故事”切入推论宋史的寓意叙事即所谓的“宏寓”，并结合政治背景论述“宏寓”三大叙事——“仁政之国”“神化太祖”和“奸邪谱系”的形成。

回顾以往学者对宋史文本的研究，从宋代李焘、李心传等的注释辨正，到明清学者对《宋史》的修正，再到近代以来学者所做的史志勘误、补正，皆以求得宋史事物记载之真实为旨归，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一种范式。近十多年以来，以《宋史》为中心的文本史源学研究渐成规模，其基本方法是通过文本比对探寻某篇或某段文字的来源，在对所研文本的解构中求得源出记载之真实，可视之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二种范式。本书则将所论史书的“内容与其编写者的政治信念、政治联系和仕宦生涯明确对应”，将其“展现为政治力量的产物”，即政治力量塑造了每部史书的“创作过程、之后为人所接受的过程，以及传递到现在的过程”。由此，蔡涵墨将史书文本解构为政治语境中形成的叙事，从而迈入历史书写的研究领域。由于该领域有关宋史的研究成果至今尚少，本书与《历史的严妆》一起，具有确立起第三种宋史文本研究范式——历史书写研究范式的意义，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。

至于研究发现，本书在两个方面最为突出。一是深入历史情境，发掘出形成现今所见宋史主要叙事的关键历史时期和政治缘由。如作者指出，“北宋的庆历与元祐时期，以及南宋的绍兴初年（秦桧掌政以前）与嘉定时期”的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，推动形成了宋史的主要叙事；叙事所生发并为其所塑造的“政治斗争”，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实践者，即儒家士人或制度主义者与技术官僚之间“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”。二是经对不同层次“史料”及相关背景的论析，总结出现今所见宋史中的“宏寓”：虽在《长编》和《要录》中已有呈现，但总体上由朱熹、陈均等的道学史学确立，并最终由《宋史》固定并传承下来；内容除三大叙事外，还包括从太祖到庆历再到元祐的政治价值轴心、“士人治国”等观念。这些研究认识或有可议之处，但鉴于“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有其潜在或明显的目的”之事实，以及作为“纪实史”的《长编》也有着反新法等鲜明的政治倾向，本书的论题无疑颇具合理性和问题针对性，其研究也有效深化了学界对“宋代历史文本的性质和来源”的认识。

诚如作者所言，他“寻觅的并非事实，而是主题”，即关注历史学家“挑选出哪些事实来加以强调或凸显”，是否将其“组织成条理清晰、前后连贯的主题”，以及“是否将这些主题安置在前后一致且更加庞大的意义结构之中”。据此思路，纪实史学仅作为本书的知识背景，所要揭示的主要是从《宋会要》到《长编》《要录》、再到道学史书和《宋史》的叙事演进对宋史的“塑造”。所谓“塑造宋代历史”，只能从这一局部意义来理解，而非指此史书序列“塑造”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宋史，因为作者并非在全部宋史文献的意义上立论。就这一史书序列的建构而言，与后三项之间有着明显的前后知识继承或思想影响关系不同，第一项与第二项也就是《宋会要》与《长编》《要录》之间并无这层关系，因而存在逻辑缺环。

本书所涉内容繁杂，一些具体的论证和认识也不无可议，但总体来看，仍不失为一部富有方法、理念启示意义的宋史文本研究力作。

《塑造宋代历史：史料与叙事》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，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刘云军翻译。本书考察了宋朝官修史书残存至今的主要史料，研究记述宋代历史的四个大部头作品（《宋会要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《宋史》）的编纂和传播，讨论这些作品中包含的“叙事”，从这些史料中提炼出“宋代历史的宏寓”这一概念，获得相关研究领域广泛讨论与关注。本书入选三月光明书榜。